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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雅典到明朝:瘟疫下人类的悲情与抗争

        ▌黄西蒙

        人类详细记载的第一场大瘟疫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雅典。几乎在顷刻之间,从海边到内陆,从城镇到乡村的大片土地,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发热、呕吐、极度口渴、失去知觉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的气息蔓延在雅典的每一个角落,一度被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崩溃。

        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瘟疫是从比雷埃夫斯进入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也是唯一食物及补给的来源。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地区也有发生瘟疫,但影响较小”。雅典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几乎有一半的人都病倒了,瘟疫摧毁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修昔底德无限悲痛地记录着当时的惨剧:“这是一场巨大的浩劫,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任何法律规则都变得漠不关心……”

        更可怕的是,面对疫情,人们束手无策,不仅平民百姓大量死亡,连城邦的统治者、著名改革家伯利克里也死于这场瘟疫。修昔底德在史书上记载着:“医生与病人的接触最多,死得最快。在人满为患的雅典,这种疾病导致约25%的人口丧生。看到雅典燃烧的葬礼火柴的场面,斯巴达人撤回了他们的部队,他们不愿冒险与患病的敌人接触……”后世有些研究认为这场瘟疫至少导致雅典一半人口死亡,但不论是四分之一还是一半,这都是一场骇人的人间惨剧。这场瘟疫也改变了雅典的历史,雅典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在后来与斯巴达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

        至于这场骇人听闻的雅典大瘟疫结束的原因,民间一直有传言是医生希波克拉底(就是后来所有从医者都需要尊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作者)发现雅典很少有铁匠感染瘟疫后,意识到炽热的火焰可以驱赶瘟疫。当雅典人手持火把,几乎要点燃整个城市后,瘟疫终于散去。对这个说法,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起码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并无相关记载。但不管怎么说,当温度提高时,空气中的病毒就会自然消失,可能是这场瘟疫结束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细细观察历史后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瘟疫,都来去匆匆,它们几乎毫无征兆地暴发,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但在此期间,有太多无辜的生命要付出不必要的牺牲,甚至一些国家或文明都因此陷入无尽的黑暗。

        与战乱相伴相生的瘟疫

        雅典大瘟疫是人类有史以来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但事实上,有很多残酷的历史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的可怕病毒,可能只是古籍上一笔带过的一句话,甚至一两个字。

        在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比如“疾年”“疟疾”等词,就曾出现在记载的祭祀占卜活动中。但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发生了瘟疫,人们只能通过鬼神之事来祈求逢凶化吉。那是一个人命微贱的特殊历史时期,当大量奴隶与战俘倒毙在病毒面前时,商王与贵族首先想到的是远离这些可怕的群体,甚至很多人与牲畜一起,都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被当做献给祖先与鬼神的祭品来活埋或斩杀。因此,后人看到上古时期有关瘟疫的记载反而比近代要少,并非因为当时没有严重的疫病,而是记载丢失,或根本不会当成大事来记载。

        随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与科学的进步,人们对瘟疫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对防疫的探索也越来越多。但尽管如此,可怕的瘟疫还是会不时出现,尤其是社会秩序混乱或战争期间,更容易暴发严重的瘟疫。比如著名的东汉末期的“建安大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建安七子”有五人没能熬过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这个可怕的冬天。

        曹植曾写下《说疫气》来描绘当时可怕的景象: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也有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不过,曹植认为穷苦百姓更容易染病,而贵族豪门大多可以躲过一劫,其实不然,一些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十室九空,惨遭灭门者大有人在。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并没有被史书记录下来。如果能有一面墙列出罹难者的姓名,可以想象,那将是令人惊愕而战栗的“历史纪念碑”。

        与雅典大瘟疫相似,“建安大疫”也发生在战乱期间,曹魏政权即将粉墨登场,魏汉交替的历史正在上演,崩坏的社会秩序亟待重建。当时,几乎没人注意到战争与疫病的关系,因为战场上死掉的将士太多,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也太多,苟且偷生地活下去,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当瘟疫摧毁一个地区后,崩溃的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建制,还有社会伦理。在乱世缺乏合理的动员机制与防控举措,人们只能听天由命。

        曹魏建立后,随着社会秩序在中原地区的恢复,瘟疫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在南方,或许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大规模的瘟疫相对较少,但具体在一个区域的疫情却时常出现,甚至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人口流动,病毒也飞速传播,像蜀汉南征西南夷时,经常遭到瘴气的伤害,大量将士患病、死亡,这其实也是小规模的瘟疫。《三国志》中也记载了吴国将士远征海南时遭遇的严重瘟疫:“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此处珠崖、儋耳便是今天的海南岛)。但等人们解决了水土不服问题后,病情自然消失,或者说,人们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可以与病毒长期相安无事地并存。

        在战火横飞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瘟疫更是频频发生,而且几乎形成了与战乱相生相伴的节奏,每逢恶战,必有瘟疫。比如,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时,不仅大量中原百姓惨遭屠戮,连魏蜀吴三国勋贵后裔,也大多惨死,灭门之祸频频发生。与战争相伴的,是恶性瘟疫。《晋书》有记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在侯景之乱时,《资治通鉴》有记载当时南京城内的惨状:“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北齐书》记载了北齐政权在565年河南一带的严重灾厄:“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当乱世遇上灾荒、瘟疫,其状之惨烈,不忍卒读。

        中国防疫体系的动员机制

        与南北朝几乎同时,一场可怕的瘟疫沉重打击着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从541年到599年,从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镇,先后暴发了五次严重的瘟疫,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它至少造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将近一半,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五千人死亡。正如对拜占庭学研究颇深的历史学者陈志强教授在《世界历史》上曾刊文所讲的:“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暴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这场瘟疫不仅彻底毁掉了拜占庭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也严重波及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对地缘政治与文明演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比之下,在中国发生瘟疫后病毒的传播,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这一方面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历代中央帝国动员机制较强有关。比如,《明英宗实录》记载了景泰六年南京瘟疫暴发时的惨状:“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疫情发生后,明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包括开仓赈民、减免赋税,从其他未受灾地区调拨物资,以解决民众之急需。而且,赈灾情况也与当地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赈灾不力甚至借机贪墨之徒,轻则免职,重则上刑。

        正如《明史》中讲到的“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有这套管理考核机制在,当地的“父母官”不敢不认真对待,史书上也不乏那些赈灾济民的廉吏的故事。但从根本上说,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解决瘟疫与灾荒的行政体制,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套行政体制是否运转灵活,但总归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办法。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这些举措在历史上生根发芽,随着近代科学防疫方法从西方传入,到现代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防疫体系,这些举措不断配合医疗技术的革新而变化。但这套基于中国地缘特点与行政管理方式的防疫体制,却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原始的雏形,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