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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的“三部曲”

        姚 谦

        突如其来的灾难,像是老天要求所有人各自回房自省,上次相类似的体验,已经是十七年前了,被迫深居简出几个月,只不过那时的网络社交平台还不发达。近来又是这样的生活,我在似曾相识而又不尽相同的经历中摆荡,隐约感觉所有的心理活动,如三部曲。

        一

        这些日子,我逐渐辨析出有细微差异的两个名词:难与灾。凡是能够通过计划、思考和预防解决的事情可称之为“难”,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的事情就算是“灾”了。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应该是灾,而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是灾是难,为避免更多主观纷争,用“扰乱”来称许是恰当。初之“乱”,来源于恐惧,伴随恐惧而来的,是人为的纷扰,这给原本就很困难的事情增添了许多不安。今日世界仿佛还逃不出这样的宿命——网络社交媒体既是助长纷扰的重要源头,又是提供真实消息的最快平台,但谎言与真实的数量对比悬殊。每个人因为害怕而被激发出不同的反射动作,愤怒、激动、怜悯、悲伤……由此延伸出不同的故事。

        平日里,社交媒体就大量存在两种内容,一种内容是为累积数据而填充的短数据,需要将其置入因不同目的设计出来的各类图文;另一种内容纯属发泄。网络社交平台绝对是责任支出最廉价的出口之一,平台商早已觉察其中的商机,以各种形式裁剪、拼贴、包装内心的不安与愤怒,靠此度日,所以在不平静的时候,社交平台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比病毒传播速度更快的是虚假消息,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社交平台是最让人沮丧的地方,也能让人窥见真实的人性。过多的信息涌来,我们必须要比平时更费力,从中筛选出少数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在筛选之前应该如何防止被他人的主观情绪干扰?如何避免不适当的同情心被激起?最重要的还是提醒自己不能随波逐流。

        二

        跳出自我的视角,每隔一段时间灾难的来临,都能找到其中潜藏的成因。每天不断变化的疫情,总像在提醒,它的到来可能是为了敦促我们是时候放下主观所延伸的情绪,网上所有乱哄哄的声音,其实都在考验自己能否有能量仔细思考,去重新定义那些累积已久的成见。面对恐惧与慌乱,耐心才是仔细思考的最大能量;匆忙地从网上或者留言中抓取安慰,都是空虚的徒劳。拥有安静思考和理性搜寻相对有价值意见的耐性,是此时此刻最必要的自我考验。

        疫情的蔓延使得许多活动取消,假期被迫延长,深居简出的生活迫使我把观外已久的心思,转向一场对于自我耐性的练习。我开始按捺自己使用社交平台的习惯,先规避掉扰乱情绪的病毒,定时阅读少量中立客观者的订阅频道,挑选可以提供有效数据佐证的信息,跳过那些弥漫着个人情绪的短文。近年来我越发感觉网络短文已经成为消减人们深刻思考的利刃,无论是撰写还是阅读。

        三

        除了偶尔与亲友联系,这段时间我几乎都在一个人的阅读与阅读后的思考中度过。我开始专注于阅读书籍、长文,趁此机会夺回被网络主宰太久的生活,掌握对自己的主权。读书之外,还有许多精彩的纪录片待读,无论艺术、科学还是历史,回归自己之后,我发现许多知识好像开始跟自己有关。居家避疫几周,加之社会对病毒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虽然未知仍在,但是恐惧已消减,如今只剩长长的等待。

        封闭式的思考固然有其创造性的动机,却可能落于偏颇,理性选择的阅读能平衡在思考之余的养分补给。所谓“理性选择的阅读”,即不过分偏执,不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恶阅读,这是要不停提醒自己的事。生而为人难免主观,“主观”类似心理上的免疫系统,保护自己在可预见的安全范围之内,但也极易变得固执,开阔的阅读常常是避免主观思考的方法。

        *

        上周,应出版社之邀,我参加了一个“长夜来信,在日出之前”的活动,与一位身在疫区的朋友互通信件;虽然不知道自己能给予他多大能量,但我十分希望避开媒体平台,去获知同一时间不同空间者的真实感受。我读到了武汉白领Kong的来信,他告诉我武汉“封城”三周以来他与幼年女儿生活的感受,同样也是在慌乱、调整、等待三部曲中的自我对话。

        ——八点多醒来,继续在阅读中焦虑,放下手机,出小区大门爬上江堤吹了会儿风。高处的黄鹤楼,旁边的大桥,奔流浑浊的江水,背后的临江大道以及面前少年时发呆、恋爱和打群架的江滩,都安静得有些可怕,像末日电影;一觉醒来,整个城市只剩你孤独。下午,有些远方的朋友发来问候,互道祝福,多以“一切都会好的”结束。

        ——开始睡觉、起床、上厕所、做饭、吃饭,督促女儿上课、做作业的日常。偶尔看着、听着坏消息多起来,并接近身旁,从开始的悲伤、紧张,到逐渐把自己抽离,偶尔猜测一下结束的时间。就这样,和几百万人一起,在这个空旷的城市里平静、孤独地活着,心无波澜。

        ——枯坐整天,这种想说又无从开口的情绪,最近日渐浓郁。手机上的信息依旧纷繁杂乱,电脑屏幕上新建的文档页面白而刺眼,打字光标在跳动,像人的心跳。相互凝视中,逐渐黯淡下来的窗,提示“又是一天结束”。

        同一时间,身处环境却更严峻的人,他记录的每个字都朝向自己的生命,我怎能只回以激情的加油?此时,我们意识到生命赋予每个人最明确的事情就是有限的时间,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各自经历的快乐和悲伤都是短暂的。当世界给我们出题时,需要先抛开各自主观的情绪,了解到孤独后,在等待中思索答案。伴随外在环境的变化,从高于自己理解的阅读中得到知识,经过对比和自我思辨,进而更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记得十七年前的那次等待,促使我在台北与北京的“两城生活”。因为疫情肆虐时,我担心自己再也回不到北京,那里有太多人、太多事是我想要拥抱的;经过反复思考,我不想再以远方友人的角色为自己的生命划上界限,于是在疫情结束后找了房子住下来,开始我的“两城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决定,来自一场等待中的思考。

        只有不迫切定义、不着急得到答案,才有机会找到更适合的答案。所有的迫切与着急,总会让自己失去对自我和世界认知的客观。于是在疫情尚未被完全控制之前,我很多次告诉自己:这是一个等待的时间,等待纷乱过去,等待澄净的心出现,等待更客观的自己。

  • 我的小屋

        曾若水

        当林立的高楼大厦成为城市中一道道诱人的风景之时,我们一家人仍居住在那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低矮潮湿的小屋。小屋的门朝北,享受不到阳光的关照,受尽西北风的冷冽。虽然窗户朝南,但距窗五寸远有院墙整日“戍守”,它挡住了阳光的抚慰,阻止了南风的轻吻,不由得让人望天兴叹。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小屋满是霉味,角落里长出茸茸的白毛,极像农家的霉豆腐。尽管经常擦拭白色的家具,还是免不了生出许多“雀斑”,在丰富时光肌理的同时,彰显出生命哲理一般的存在。

        惊蛰的一声春雷,划破了岁月的宁静,同时也宣告小屋成为“动植物的乐园”——小草借着雨势悄悄爬上窗台,有的把调皮的小头伸进小屋,来窥探我们的生活秘密;有的努力攀上院墙,使阴暗潮湿的空间有了生机。爱人说这是一个“青青世界”,给人以无限鼓舞。雨水也从外面渗透进来,在白墙上勾画出各种图案。没事的时候,我就盯着墙面,将水渍排列组合成美妙的故事或者童话般的人生。爱人戏言,白墙摇身一变成为“电影银幕”,孩子也说他在墙上找到了米老鼠和喜羊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青青世界,增添了无限的童趣和想象。

        小屋虽然没有贵客光临,却时常有小虫来访。记得一年的夏初,接连下了好几天雨,窗台上布满了软软的螺蛳;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蚯蚓们在湿漉漉的窗台上轻歌曼舞。偶尔我也会在伸手拿笔之时,握住一只软软、黏黏的蜗牛或是蚰蜒,着实让人心惊肉跳。

        最可怕的是蜈蚣,它总在黑夜问候我们。虽然蜈蚣的脚多,走路也不算慢,但终究还是赶不上人两只脚的速度。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和爱人消灭了十三只蜈蚣,弄得整夜都欣喜若狂。这看似是一件小事,却让我们团结和睦,没有时间斗嘴吵架,专心面对人生的波折。

        和我相依为命十二年的小屋,记录着我们一家喜怒哀乐的小屋,最近就要拆迁了,我即将与它告别。此时此刻,别有一番眷恋和感激在心头……

        再见了!我的小屋,我的青青世界。

  • “我真爱北京”

        朱小平

        多年来,因为常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关于北京的掌故考证,很多人以为我是老北京,其实我的籍贯是山东招远;虽然生在北京,按过去的习惯,报户籍时还是填原籍。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户籍”与“籍贯”的本意了。在封建时代,“籍”指职业,如军籍、伎籍、匠籍、乐籍等(在明代也称“户”,清朝还有旗籍),终生包括下一代都不能改变。“贯”则指出生地,这与考试有关,三代不在原地才可改“贯”。我只在身高、脾气方面保留了山东我家族的特征,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等已经北京化了,甚至还隐约沾染上过去旗下名士的某些做派,比如习惯闲适、整洁,好轻裘美食、聚饮出游,喜欢字画艺事,爱听名角的戏等。

        以中国之大,没有一个地方像北京这样,有如此多的称谓:北京、北平、京华、燕京、燕都、燕台、春明、日下、京师、帝京、旧京、故都、大都、京兆、京畿、旧都、都门……每个名称背后,都蕴藏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

        那么什么是北京文化?北京文化应该是以皇家、士大夫习俗为主,以平民习俗为辅,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高雅、深沉,它有气派、气势、气宇、气度、气象、气韵……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当年马可·波罗形容元大都文化氛围的文字,今日读来,仍令人心向往之。从明代开始,北京城缩小南移,城市肌理不断完善,近几十年来又迅速扩张,虽然现在北京的面积远远超过了元大都,但老北京的风韵正渐渐褪去,胡同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淡,郁达夫形容的那种“幽静”之气,再也寻不到了。或许老北京就像原汁原味的昆曲,无可奈何着曲高和寡,最终会被人们放到舞台上、展柜里欣赏吧。

        时下,不少人以老北京文化学者自诩,其中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老北京,研读过相关的书籍呢?北京古籍出版社曾陆续出版明清以来与北京有关的典籍方志,现在北京出版社又统一再版,这是好事。可惜读者、知者不多,令人遗憾。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海边的老家只是我少年时代的朦胧记忆,北京才是我真正的故乡——“无双毕竟是家山”,我去过很多地方,无论那里多么美丽,我依然眷恋北京。

        小时候,外祖父经常牵着我游览京华名胜,天坛那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的气势,对我幼小心灵的震撼,从未逝去。还有少时被伯父领着去北海逮蚂蚱,青年时代和师兄弟们骑车遍游八大处、大觉寺、香山、鹫峰,到香山碧云寺、樱桃沟写生……每每忆起,满是温馨与欢乐。

        但我也十分明白,这个南腔北调弥漫的有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已不大可能坚守不复存在的城垣,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北京的名胜会被各种奇形怪状的现代建筑围合得更加突兀。还有语言,现在北京人使用的语言(北京话)与清代官话几乎没有改变,但使我忧虑的是,部分年轻的北京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醉心所谓的西方文明,他们用的是洋泾浜式杂以不符合汉语语言规范的新语言。他们不了解真正的北京文化,只认为变了味的相声、杂耍、小吃甚至什刹海、南锣鼓巷就代表老北京。纵然再声嘶力竭地呼喊,也改变不了他们可怜又片面的认知。

        我们需不需要适应这种变化?要不要保护传统的京味儿?也许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哲言给我们以警示:“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家园。”而梁漱溟先生应新闻界之请,给青年人提的要求是“注意传统文化,须应历史潮流”。时代在变化,潮流不可抗拒,老北京也要发展成新北京,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如何,我对北京的挚爱,就像老舍先生在《想北平》中说的:“我真爱北平。”我也要对我的第二故乡道一声:“我真爱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