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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的
一场瘟疫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3月18日        版次: 19     作者:

    ▌袁新雨

    当曹丕应其父曹操要求写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之时,除了父亲和弟弟,曹丕的脑海里大概还浮现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和刘桢七个名字。这七人都活跃在汉献帝建安年间,被并称为“建安七子”。

    建安十三年(208),孔融为曹操所杀。之后四年,阮瑀病逝。此二人本就比其他五人年岁长些。阮瑀去世时,其他五人大抵在三十五岁左右。据《三国志·魏书》记载,王粲与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及刘桢交好,且这几人均是曹氏父子掾属,围绕在曹家周围。在爱好文学的曹丕看来,建安文人群体既是下属,也是文学上的好友、伙伴。所以,曹丕才会在几年之后,于写给吴质的信中大放悲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原来,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及刘桢四人,皆在建安二十二年间的一场大型瘟疫中离世,如此变故让曹丕感到了再无知音的蚀骨疼痛,非言语所能表达。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了这场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殆,或覆族而丧。”当时正在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一带)的徐、陈、应、刘四人不幸染病,不久便离世了。

    叙述至此,建安七子中的六人皆已去世,王粲呢?建安二十一年冬天,魏王曹操整军备战,治兵而征孙权,十一月攻占谯县。第二年正月,曹军屯兵居巢(古时多有居巢地名,其究竟在何处,未有定论,一般认为在今安徽桐城南),以为前进基地。二月时,与孙权在濡须口(今安徽含山县一带)交战,逼得孙权退走。三月,战事稳定之后,曹操领军还邺,但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人屯军居巢。

    在行军途中,王粲染病而死。《魏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同时,《魏书》中的“司马朗”(司马懿的哥哥)部分还有一段关于这次军中疫情的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王粲和司马朗二人同样随军征讨至居巢,之后一人返回,一人留守。司马朗曾巡视军中疫情,以致染病。将二人经历结合来看,王粲应该是在军中染病,春天随曹操还师邺城的途中逝世。

    这场瘟疫究竟因何而起?

    曹植在其诗中做了简要的记述和分析:有人认为,这场瘟疫是鬼神所作,曹植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门上悬挂符咒避免生病的人很可笑。曹植通过观察发现,一般患病的多为“被褐茹藿”之人(缺衣少食之人),其居所也多是“荆室蓬户”;与此相对的则是“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这种锦衣玉食的富贵人家鲜少有感染瘟疫者。据此曹植分析,这场瘟疫实“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导致,故而那些吃得饱、穿得暖的富人便很少感染。

    由此也可以分析出,当年的气候应是春天时,应该暖和起来的时节仍然寒冷,故而使得许多缺衣少食者患病又加冻饿,最终殒命。

    如果结合曹操手下另外一位“中年夭折”的谋士郭嘉的经历来看,这场感染曹操军中又横行邺都的瘟疫或许另有来源。《三国志》中,裴松之结合古籍《傅子》进行注解,这样记载、评价了郭嘉为曹操做出的贡献:“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方确实有北方人不习惯的气候与疾病。

    由此看来,或许正是濡须口一战时,南方的疾病感染了曹操的南征大军,加之气候难适,使得疫病在军中横行。而回师众人中亦有感染者,将疫病带到了邺城,才有了曹植诗中所写的景象。

    病逝的王粲最终获得了别样的纪念:根据《世说新语·伤逝》记载,在王粲下葬之时,曹丕对前来祭奠的人说,仲宣(王粲之字)生前爱听驴叫,诸位都学一学吧。众人皆鸣叫起来。

    在送别王粲的队伍中,在一声声驴鸣声中,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格外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