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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面好人宋仁宗

        ▌李楚翘

        随着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主人公宋仁宗赵祯也被大众热议。拜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所赐,宋仁宗的大众知名度不低,但个性却十分模糊。有宋一代,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却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干,以至于后人评价他“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仁宗之“仁”究竟作何而解?为何朝臣对他的评价极端两面?他真的是个受人爱戴的好皇帝吗?

        在宽和的政风下,仁宗一朝“群星璀璨”。但事实上,士大夫们对这位好好皇帝并不满意。

        “小打小闹”何以为仁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以“仁”为庙号的皇帝,宋仁宗盖棺论定的“人设”就是仁厚守成之主。有趣的是,翻开史书,虽处处可见北宋官民对这位著名仁君的褒扬感怀,却很难找出皇帝本人施行过哪些名垂青史的仁善之政。时人和后世对宋仁宗之“仁”的诠释,通常体现在他个人的道德觉悟上。

        明代名臣张居正编纂过一本《帝鉴图说》,收录历代明君贤主的事迹,供当时年仅10岁的万历小皇帝阅读学习。在书中八十余条“圣哲芳规”中,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就有七条,是宋朝皇帝中占比最高的。不过,这些条目也并没有强调宋仁宗如何励精图治,大多还是在复述他仁爱恭俭的美德,如“后苑观麦”“不喜珠饰”“夜止烧羊”“纳谏遣女”等等。这多少能够说明,在后世封建统治阶层眼中,宋仁宗最值得效法的优点就是生活作风。

        宋仁宗的确是个作风良好的皇帝,贵为天子却能严于律己,体恤民生,不怎么讲究生活用度。《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一》记载,某次仁宗宣大臣们来寝宫福宁殿开会,事毕,有人启奏说,龙榻上的褥垫和帐子都“质素暗弊”,看起来不太上档次,何不换更好的材质?宋仁宗却说:“朕居宫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

        当然,在封建时代,这可以看作是皇帝在臣子面前的一种作秀,或者说一种敲打。但宋仁宗确实是以不好奢靡出名,远不只此一项孤例。朱熹的叔祖朱弁在《曲洧旧闻》中,提到了宋仁宗喜欢穿旧衣服:“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一国之君毫不介意穿补过的袍子,连宫人都笑话了,他还我行我素。有妃嫔实在看不下去,某天早上伺候皇帝梳洗时“私易新衣以进”,偷偷拿来了新衣服,但仁宗并不领情,“闻其声,辄推去之”。

        不光穿的用的力求素俭,吃的也一样。北宋名士陈师道在《后山谈丛》里记载了好脾气的宋仁宗因为一道菜而甩脸色的故事。有一年秋天,京城市场上出现了难得的海产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28枚给皇帝尝尝鲜。珍奇海味端上来,仁宗先问其价几何,听说每枚千钱,很不高兴地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于是一口也没吃。虽浪费了两万八千钱,却通过近臣之口向宫里人吹出了风。

        而两宋之交的学者施德操《北窗炙录》中收录的这段经典对话,更是人们称赞宋仁宗之盛德时的常用论据:一天深夜,禁宫中飘来市井酒楼作乐嬉笑之声,有宫人羡慕民间的热闹,抱怨宫中清冷。宋仁宗回答:“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意思是说,因为宫中不竞奢华、冷冷清清,民间才能富足安乐。如果宫里尽日寻欢,那百姓们就该吃苦了。

        在宋代各种史料中,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拒绝扩建宫室、不肯拆迁扰民、不许妃嫔戴名贵饰品……似乎宋仁宗一天到晚都在练习如何勤俭持家,而不是琢磨怎么治国图强。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身为承平时代的君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宋仁宗确实稍逊雄才,因而那出于天性的“恭俭仁恕”也就成了他最突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北宋前期的政治体制中,的确也没有太大的舞台来让皇帝表现自己的英明强干。

        君弱臣强被迫为仁?

        宋仁宗是宋代的第四位皇帝,在一个王朝兴衰发展的过程中,这是个难度系数相对低的位置:大环境与制度都趋于稳定,各项建设已见成果,社会各界也都积累了人才,这也是历朝历代比较容易出现“治世”“盛世”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时期成为帝国接班人的宋仁宗,面对的是怎样一套“祖宗家法”呢?简而言之,就是那句经典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帝国的最高决策权与行政权由皇帝和宰执集团共享,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做出决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宋一朝,几乎每个有头有脸的名臣都创下过和皇帝当面吵架的光辉战绩——毕竟,本朝没有什么“君为臣纲”,讲究的是君臣共治。

        这样的制度,对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雄主”“大帝”来说可谓灾难,但对宋仁宗这种性格平和、硬实力不突出的守成之君却十分适宜。《论语》云“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宋仁宗的治国之道正是如此,一方面遵循祖宗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一方面发扬个人的良好修为和自律精神,带头温良恭俭让,营造一派和睦的政风,有时自己受些委屈也不以为意。

        比如,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想修开宝塔,谏臣余靖认为此事劳民伤财,《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他面驳皇帝的样子,“时盛暑,靖对上极言”。极言,就是滔滔不绝、情绪激动地发言。当时是大热天,而余靖这个人“素不修饰”,不怎么注重仪表和个人卫生,可以想象宋仁宗在并不宽大的殿内接受这样一番唾沫横飞且异味熏天的指责,内心是何等郁闷崩溃。但他没有任何表示,只是退了朝,回到后宫,才擦擦脸嘀咕了一句:“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除了“唾面谏”,还有“牵衣谏”。同样是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夏竦为枢密使,这个职务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宰相,是一项重要的人事举措。然而,诏令一出,廷议炸了锅,欧阳修、蔡襄等谏官慷慨陈词,细数夏竦在边关的“黑历史”,认为此人德不配位,并对皇帝的用人失考进行了无情批判。宋仁宗一看人情汹汹,顿时没了主意,又十分尴尬,想赶紧退朝。但他刚站起身子,就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前一步扯住衣袍,面对面争辩起来。宋仁宗只好坐下继续听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当他意识到大臣们的确言之有理,就当场收回了成命。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中国历史上不乏开明纳谏的君主,但像宋仁宗这样,能屡次包容臣子“无礼行为”的皇帝着实少见。这既是制度的成果,也是仁宗本人性情修养的体现。从大臣们的角度来看,和皇帝的相处之道也很好掌握:对待性格仁厚寡断之人,哪怕他是天子,态度越强硬、越直接,反而越有效。既然皇帝好说话,说真话也没有后顾之忧,知识分子们也乐意仗义执言,博个台阁生风的好名声。这也是为何北宋一百六十年间,仁宗一朝的文人政治能够独具风采的原因。

        好脾气不是一天炼成的

        不过,宋仁宗的仁君之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任凭大臣们“摆布”的。

        比如,明道二年(1033),这是宋仁宗生命中最重要的年头之一。年初,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太后刘娥去世,23岁的仁宗终于亲政。年底,他发出了一道令举国震惊的圣旨——废除母后为自己娶的皇后郭氏。理由是郭氏善妒又刁蛮,屡次上演“深宫狮吼”,阻止皇帝与其他女子亲近,甚至因此抓破了皇帝的脖子。

        可惜,同为七尺男儿,大臣们一点都不理解宋仁宗家有悍妻的心情。废后的诏令才发下去,就有范仲淹、孔道辅等十余名德高望重的台谏官员“伏阁请对”,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此时,好人宋仁宗性格中的另一面暴露出来——优柔寡断,不擅长正面解决问题。他选择了闭门不见,并且听从废后派宰相吕夷简的昏招,将范仲淹等人贬逐出京,理由是他们软性逼宫的行为“非太平美事”。

        一个习惯回避压力的皇帝,只会遇到更加刚正不阿的臣子。很快,宋仁宗收到一封奏章,来自工部一个年轻的八品小官——日后的名臣富弼。富弼官小口气大,把宋仁宗废嫡后、贬谏臣的行为痛骂一通,扣上了一顶顶令人脸红心跳的帽子:“……陛下为人子孙,不能守祖宗之训,而有废皇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庄献、庄懿山陵始毕,坟土未干,便以色欲之心,废黜嫡后……今仲淹闻过遂谏,上副宣谕之意,而反及于祸,是陛下诱而陷之,不知自今后何以使臣!”

        忤逆祖宗、不敬父母、寡廉好色、陷害忠臣……时隔千年,也不得不叹一句富弼简直吃了豹子胆。更可怕的是,在奏章结尾,他还“威胁”皇帝,因为你不能纳谏,朝政败坏,会使国家盗贼四起,内外皆乱!史书没有记录宋仁宗看到这封言辞激烈的奏章后的情绪变化,他的反馈只被概括为两个字“不报”,也就是不予答复。

        一场风暴就此终结。富弼受到处罚和打击了吗?没有。宋仁宗生气了吗?或许。但他能够用修养战胜愤怒,并且自省,毕竟富弼所言证据确凿,句句属实。而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宋仁宗的确战战兢兢,尊重规则,很少再做出废后这样冲动独断的决策,也更加注意维护和言官之间的关系。

        作为成熟的君主,宋仁宗对待臣子也有自己的一套。前文“牵衣谏”主角王拱辰,后来又上演了一出“辞职谏”,因为宋仁宗不听他的意见,他就告假回家,请求降职。宋仁宗无奈,只好依卿所奏,但在召见王拱辰时也对他进行了敲打:“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不能听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意思是说你身为言官,有事说事就行了,不要上纲上线,觉得朕没采纳你的建议就是在压制你,动不动就以离职要挟,你这不是沽名钓誉吗。

        由此观之,宋仁宗虽然性格温吞,心思却不含糊,把大臣们的想法也揣摩得透透的。但紧接着他又显示出了宽仁本色,还是鼓励王拱辰继续畅所欲言:“自今有当言者,宜力陈毋避。”表面上看,这是宋仁宗老好人心态的本能流露;其实,这也是他有意为之的“养士之道”,如元朝宰相脱脱在《宋史》中评价:“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

        仁君治国毛病不少

        其实,从仁宗一朝谏臣辈出的盛景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个现实:国家问题不少,并非清平安乐的盛世,士大夫们对这个“百事不会”的好好官家也不太满意。其原因,也正是在一个“仁”字上。

        拿节俭这一点来说。司马光曾一针见血地评价宋仁宗“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自己穿旧衣用素帐,却动不动为身边人一掷千金,以至于“左右贪求恩惠,赐予之例,因兹寖广,府库之积日益减耗”。因此,虽然宋仁宗自认宫中冷冷清清,但实际每次宴饮“赏赍之费动以万计”,更别提仁宗后宫的月俸奇高,“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

        老好人治家如此,治国也可想而知。用王安石的话说是“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宋仁宗之父宋真宗在位时期,国家岁入可盈余两千多万贯,这笔巨款到了仁宗庆历年间(1040~1048)已经花得不剩什么了,与之相伴的是民间起义不断,如欧阳修所言“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早在宝元元年(1038),苏舜钦就上书指责宋仁宗施政无方,“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用度不足明矣”,造成“府库匮竭,民鲜盖藏”,可乱耗民膏的毛病伴随了宋仁宗的整个执政生涯,未尝改善。

        这又牵扯出宋仁宗的另一个问题: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他对上书言事者很宽容,也鼓励群臣力陈时弊,但很多时候,大臣们是拳头打在棉花上,不吃痛,也没什么效用。在庆历初年,蔡襄就提醒宋仁宗切勿“任谏而不听谏,听谏而不用谏”,可直到仁宗执政后期,社会积弊严重,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呈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呼吁从教育界开始改革,这封被梁启超称为“秦汉后第一大文”的万言书却也遭遇了石沉大海的命运。

        十年之后,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代开启的变法,针对的正是宋仁宗在位42年积累的问题。《宋史·诸帝本纪》中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北宋著名的“三冗”危害,与宋仁宗的宽仁之治脱不了干系:“仁厚至极则失之于宽纵,冗员、冗兵之盛倍于前朝,致使官浮于事,兵怯于战,因循苟且,不思有为,国用日紧,军民忧劳。”

        更糟糕的是,因为皇帝行事优柔,意志不坚,使得“有为之士难以展其报复,辨激巧伪逞其弹讦之志,国士束手,改革难行”。如著名的庆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就因守旧派的谗害而中止,与其说是触动了反对者的利益,不如说是触动了宋仁宗心里那根易反易覆的弦——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扛得住压力、能支持改革派臣子行披坚执锐之事的鹰派君主。因此,纵有满朝济济之才,却只造成了“党争日炽,攻讦不止”的局面,而非集众卿之力富国强兵。

        那么,为何宋仁宗的历史评价最终还是“宽仁”压过了“平庸”,留下了美名呢?从现存史料来看,在宋仁宗死后数年,包括其继任者宋英宗在位期间,朝臣们对仁宗绝无溢美之词,还经常把他的政策当成反面案例。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和韩琦在一次争论中就直接将冗兵之弊归罪到宋仁宗头上,还说他的“御戎之策,国家当永以为戒”。

        然而,到了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后,因为新帝锐意改革,无为而治的宋仁宗成了旧党们宣扬“祖宗家法”时的最佳榜样,诸种对仁宗褒美赞扬的言论,包括前文引用的文人笔记,皆诞生于这一时期之间或之后。如多载仁宗“圣迹”的《邵氏见闻录》,作者邵伯温站在“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乱”的立场上,自然更认可温和守成的宋仁宗。而昔日批评仁宗最狠的司马光、欧阳修们,也一转风向,说起这位已故之君的好话来,其中不乏前后言论矛盾之处。这一迹象,的确值得后人深思。

        总而言之,宋仁宗的“仁”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他是个好人,对身边人宽容,也谦和自律,手握最高权力却能尊重法度,为人之所不能为。然而,他又是个滥好人,寡断少谋,不能成事,虽为自己留下了仁者之名,却让他的国家错过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甚至埋下了致乱的祸端。不过,人们还是会怀念宋仁宗,不是因为他皇帝做的怎么样,因为他是个有人情味儿的暖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