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应入刑

        本报讯(记者孙颖)“科学研究证明,野生动物是许多传染性病毒的重要来源,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传染病的暴发都与野生动物有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说,要想根除购买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等行为,绝非通过一般的行政处罚手段可以解决,如同“醉驾入刑”一样。今年,他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一份提案,呼吁将非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入刑。

        今年2月,《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审议通过,扩大了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刑法是最具威慑力的部门法,加强和完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对避免野生动物传播疾病风险,落实《决定》具有重要意义。”皮剑龙说,我国现行《刑法》对打击走私,非法猎捕、杀害,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的行为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对购买野生动物等交易行为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并无具体规定。

        皮剑龙建议将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入刑,可以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运输、贩卖、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经营、加工、食用野生动物制品罪”。此修改一方面可以将保护对象由原来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扩大为所有的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将非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入罪,使得非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链条更加完整,打击犯罪更加全面。

        皮剑龙还建议,对非法狩猎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等条款进行修改。“近期,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宣布启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工作,我建议全国人大应将《刑法》有关野生动物犯罪的修正工作与之同步开展,从而使各项法规之间互相协调统一。”皮剑龙说。

  • 让医保由购买医疗服务向购买预防服务发展

        本报讯(记者孙颖)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疫情下公共卫生更突显出其重要性。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呼吁,制定长效投入机制,将公共卫生服务与医保结合,使医保由原有的单纯购买医疗服务向购买预防、康复等综合型医疗服务发展。

        在《国务院关于医师队伍管理情况和执业医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截至2018年底中国医师数量达到360.7万,年诊疗人次数达到83.1亿,支撑起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报告也重点提及,我国公共卫生医师数量不足且呈逐年减少趋势,人才队伍相对薄弱,与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匹配。

        “以眼科疾病预防为例,我们早期发现一位眼病患者,避免他致盲,至少能为患者节省5000元以上的手术费。国外研究也表明,在预防上投入1元钱,就能节省8元医疗费。预防可以有效降低国家在医疗上的投入,减少治病成本,进而增强人民福祉。”何伟建议,应提高预防投入,构建医防结合的卫生服务体系,制定长效投入机制,将公共卫生服务与医保结合,使医保由原有的单纯购买医疗服务向购买预防、康复等综合型医疗服务发展。在公共卫生筹资中,应充分体现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职责,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采用调整卫生投入结构的方式,使公共卫生投入占卫生事业经费的比例有所提高,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管医院、管服务提供,转变为管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和居民健康。

        何伟还建议,健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疾病预防控制机制,推进防治结合,提升医疗产业发展水平,扩大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疾控方面的应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提高疫情溯源和监测能力。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公共卫生体系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卫生人力结构,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防止公共卫生工作游离于临床治疗以外的情况,真正体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设置公共卫生科室和公共卫生医师岗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配备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并具体落实疾控任务,形成分工明确、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工作机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激励机制。本报记者 阎彤摄  

  • 将群众需求转化成上会建议

        自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审判员厉莉就多了个新名字——“厉小代”。除了结合本职工作提出与法律相关的建议外,在厉莉的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渗透了代表思维。疫情期间,她下沉社区值守站岗,和保安聊、和物业聊、和居民聊,将人民群众的需求经过调研、提炼、总结,变成了她准备带上会的一条条建议。

        去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在基层从事金融审判工作的厉莉,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推动尽快制定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建议。建议提出后,央行、银保监会立刻与她取得了联系,双方多次沟通。“目前,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正在加紧制定中。”不仅如此,她去年还参与了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立法论证。

        民间信贷领域的法律规制是厉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以来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曾多次提出相关建议。去年,“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非法高利放贷将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同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明确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民间借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行为无效。“今年的人大三次会议,我将持续关注民间信贷领域的规范化治理。”厉莉说。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厉莉主动报名参与到疫情防控的队伍中,第一批参加了下沉社区的值守执勤。“趁着下沉社区的机会,正好能够面对面和更多群众交流,贴近性地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值守结束后,几个建议渐渐在厉莉的脑海中成型。

        结合疫情防控,她计划提出有关“加强社区治理,构建现代型熟人社会”和“探索建立出租房屋社区备案制度”的建议。她觉得,现在的邻里关系相对陌生,人与人之间缺乏包容度。在司法实践和与民警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社区类邻里纠纷的情况很多。因此建议构建“现代型熟人社会”,进一步防止违法犯罪产生。

        此外,结合疫情防控,她还打算在会上提出“加强消费领域纠纷多元化解”的建议,遇到消费领域的纠纷,应当更多发挥消费者协会及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将消费领域的纠纷化解于萌芽。

        本报记者 张楠

  • 疫情警示我们应建立更紧密型医联体

        “我是来自临床一线的一名外科医生,目睹了百姓看病就医的变化,切实感受到很多难题被一项项解决。”今年这个特殊的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议,“这次疫情推动了大家就诊习惯的改变,加速了医院分级诊疗模式的推进,我建议,三级医院直接与社区医院联动,形成紧密型医联体。”

        “大医生”下沉社区医院

        周二上午9点,石景山区金顶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保持着一米的安全距离,在医护人员测温后,有序进入中心。70岁的王老爷子是肿瘤患者,疫情期间他一直在社区输液、换药,他说:“这里有首钢医院的专科大夫坐诊,信息也都是互通的,可方便了!”门口的“热闹”程度完全不亚于大医院,中心里的医疗配置也“应有尽有”。像这样的卫生服务中心,北大首钢医院下辖有4个,另外还包括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有什么病,来社区就都能解决了,也不用再跑大医院了。”王老爷子感慨道。

        构建“紧密型”医联体

        “从2014年起,首钢医院开始打造医联体,下辖的社区医疗机构都隶属于医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构成天然的紧密型医联体,真正成为了一家人。”顾晋说,从近两年各地医联体建设情况来看, “由于隶属关系不同,很多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有比较松散的联系,基本上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一些工作。”

        紧密型医联体该如何实现?顾晋认为,专家、学科及管理下沉是基础,而实现这些基础性建设的前提,是统一的医联体管理、运行和利益分配机制。

        实践中,首钢医院通过医联体模式将呼吸、心血管、内分泌和肿瘤等常见病诊治的专家下沉到社区,同时还将患者需求较大的口腔科、中医科、按摩康复等学科下沉,提高了患者选择社区就医的积极性。同时,首钢医院和下辖的社区医疗机构有统一的信息化连接,实现资源、信息等互联互通,“医生在社区就能看到三级医院的影像报告、检验报告等,为常见病、慢性病患者下沉到社区提供技术支撑。”

        疫情中双向转诊流畅

        因为信息打通,新冠疫情中,这两级医疗机构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上也更为流畅。“如果有发热患者,社区可以立即将患者转到上级医院,避免耽误就诊时机。”顾晋说,疫情期间,社区医疗机构主要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常规检查、输液等医疗工作。“原来,老百姓看病都愿意到医院排队。疫情发生后,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一些确实有去医院需要的患者选择先来社区,确实去三级医院的患者再上转。通过这些做法,基本实现了‘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顾晋说,这次疫情提供的宝贵经验将成为自己提交议案的有力依据,“紧密型医联体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分级诊疗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报记者 李祺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