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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寻觅永安陵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6月30日        版次: 18     作者:

    天宁寺塔,为耶律淳主持所建。王密林 摄影  

    ▌王密林

    传闻舍宅阿中丞,

    胜事残辽说废兴。

    遗碣难寻鹰爪石,

    寒芜长没永安陵。

    傅增湘的《香山杂咏》提到的永安陵鲜为人知。北京的西山地区曾有过两座皇帝陵寝,如今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陵岿然独存,北辽宣宗耶律淳的永安陵则已无迹可寻。这二位埋骨于西山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国家危亡之时被拥立为君。然而,相较于被后世史家公认为“有奇功于社稷”的朱祁钰,耶律淳则被视为“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者”的僭伪之君,其皇帝的正统性都不被承认,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极为尴尬,也就无怪乎其陵寝最终在普遍的漠视中归于无存。

    明代徐善在《泠然志》中记载,“香山寺址,辽中丞阿里吉所舍。殿前二碑载舍宅始末,光润如玉,白质紫章,寺僧目为鹰爪石。”和《香山杂咏》相印证,可为寻找永安陵略微提供线索。

    国难立君未见功

    耶律淳,小字涅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孙,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和鲁斡之子,辽道宗耶律洪基的侄子。长大成人之后,他笃好文学,研习诗赋,是宗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伯父辽道宗一度打算立他为嗣。天祚帝即位后,初封这位叔父为郑王,后来又进封为越国王、魏国王。乾统十年(1110年),和鲁斡去世后,耶律淳继任南京留守一职,成为南京道(今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最高长官。

    长期担任南京留守的耶律淳对城市建设颇有贡献,作为北京城仅存的辽代建筑,矗立近千年的天宁寺塔,就是天庆九年(1119年)由耶律淳主持建造的,成为辽代留给北京的一个纪念。1991年天宁寺塔重修时,在塔顶发现了《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刻石,其中载明:“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在塔记中列名的大德高僧中,就有一位“香山寺僧智选”,由此可以推测耶律淳与香山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如果不是辽朝遇到了危机,那么耶律淳很可能会作为一位贤王而载入《辽史》,然而时乖命蹇,在其将及暮年之时,却赶上了辽朝覆亡的厄运。女真崛起后,耶律淳被天祚帝委以重任,以都元帅的身份在辽东招募流离失所的难民组成“怨军”抗击金军。但耶律淳并非统军的帅才,几年下来,鲜有胜绩,最终无功而返,以都元帅留守南京。

    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并准备进犯南京。天祚帝闻警即逃,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下,仓皇逃匿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此时的辽朝,三分之二的疆土都沦于敌手,人心惶惶。主持南京军政事务的萧干、李处温等人主张援引唐肃宗灵武称帝的例子,鼓动南京的百官、诸军、僧道、父老等一万多人,到耶律淳府前,叩求耶律淳登基。不明就里的耶律淳出府门问询,不料被李处温之子李奭“持赭袍衣之”,上演了“黄袍加身”。耶律淳固辞不得,于是年三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福,百官上尊号为天锡皇帝,当时燕、云、平等地皆归耶律淳管辖,史称“北辽”。

    北辽建立后,耶律淳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但是,一边是金军压境,一边是北宋以大军十五万巡视边境,并传诏收复燕云十六州。耶律淳对北宋表示愿意免除岁币,缔结和约,以免腹背受敌,被北宋拒绝。不得已,耶律淳以萧干为知北院枢密使事,将军旅作战事务全部委托于耶律大石。面对危亡局面,已经暮气沉沉的耶律淳实在难以担当救亡之君的大任,他派遣使者向金朝上奏表,请求将北辽纳为金朝的附庸,希图求得一时的苟安,也被金朝拒绝。建福元年(1122年)六月,“病卧于城南瑶池殿”的耶律淳得到传闻,天祚帝会集五万精锐骑兵,准备八月从夹山回师南京。耶律淳大为震惊,表示“天祚果来,吾有死尔,复何面目相见耶!”六月二十四日,时年六十岁的耶律淳在内外交困中忧惧而死,在位仅98天。临终,他遗命迎立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即位,还密授李处温为“番汉马步军都元帅”,以后事相托。而此时,大奸似忠的李处温已经准备挟持萧后纳土归宋了。

    《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耶律淳死后,“百官伪谥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是年十一月,金军攻来,耶律淳及其后继者的小朝廷覆灭。据《施甸长官司族谱》记载,耶律淳的儿子耶律阿撒被金朝俘获后投降,任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尹。其孙耶律秃花后在桓州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其后子孙随元军南征,并在元朝末年落籍云南,成为施甸长官司的世袭土司,从元朝末年到1949年,共传袭了607年,现有后裔15万,分布在滇西南的大理、保山、临沧、德宏和西双版纳等地,少数居于缅甸果敢、腊戍、八莫一带。

    这历时不到一年的政权,也曾留给北京一星半点的印记,如清代乾隆年间戒台寺尚存“已泐辽碑一,起复知枢密院直学士虞仲文撰,建福元年立”(《日下旧闻考》卷105),大致内容是,建福元年,燕京慧聚寺一位名叫悟缠的和尚,在耶律淳的支持下,得到法钧大师生前所持“大乘三聚戒本”,具有皇帝批准的传戒资格,得以在燕京地区开坛传戒。但这通“建福元年碑”今已不存,北辽留给后世的印记,就只有这个若隐若现的永安陵。

    身后之陵规格低

    永安陵是文献记载的香山最古老的陵墓,由于其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仓促构筑的,规模不可能宏大。江山易主后,因耶律淳是“僭伪之君”的缘故,陵墓也不会得到历代官方的保护与修缮,又长期处于皇家禁苑之中,外人难得窥见,很快就湮没得无声无息,因而长期缺席了北京方志的记载。目前只在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中有“永安陵今无考”,在《光绪顺天府志》中有“陵今无考”的记载。

    到了民国年间,御苑开放,永安陵才以“辽王坟”的名字再现世间。在1920年出版的香山测绘图上,就已经在双清别墅的西南上坡方向的蟾蜍峰之东标注了“辽永安陵”的位置。民国学者田树藩在《西山名胜记》中,记载了他所见的辽王坟,“为二丈长一丈宽之三石洞”。教育家熊希龄在1918年前后所建的双清别墅,曾有“双清小八景”之说,辽王坟即为其中一景。熊希龄先生自己也曾陈述:“园内辽王坟……保存如故。”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辽王坟曾引起过各方的关注,卢作孚先生游香山时曾特意前往一观,“看辽王坟,砖砌墓道,掘露出来,工作很坚”。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的《史学年报》1936年第一期记载:“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自开课以来,已作数次之调查实习,计有香山辽王坟、颐和园、涿州……文丞相祠堂等处。”

    不过,数十年来,已鲜有辽王坟的记载,这个隐现无常的陵寝再度隐没。辽王坟在民国年间的惊鸿一现,仅在当年的一些文献与地图上留下了点滴的鸿爪之痕,也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团。辽王坟到底发现于何时?是否出土过圹志、陪葬品、壁画之类的文物?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永安陵?因为没有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且遗迹现已无存,也没有照片存世,只能根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做些推测。

    契丹人本有崇拜大山的习俗,又继承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制度,所以辽代帝王均选择风景秀丽之处,依山为陵,地表没有高大的封土,陵前建有平面呈正方形的享殿。从已发掘的辽帝陵寝来看,具有“凿山为殿(墓室)”、砖砌地宫墓道、三个主墓室并列的共同特征。再结合民国以来对辽王坟的点滴记载,其也具备相同的特点,应该是可信的。近年来,香山地区曾出土过一些辽代石棺墓葬,据目击者称,有的上面还有“耶律”字样,显然是辽代贵族的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地,如果能对这些辽代遗迹进行科学的梳理与考察,对于研究辽代的北京历史应具有一定的价值。

    日前,海淀文史专家张文大先生相告,他在最近一次对香山的勘查中,找到了疑似永安陵的遗迹。据其描述说:“从双清东面上山,至看云起亭,沿路向西,快到蟾蜍峰时,在路南发现一处被废弃、封闭起来的类似库房的建筑。该建筑背靠山岩,一半在山岩里,建筑的前脸儿砌的是灰砖墙,屋顶有通风口,从建筑外观看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从结构上看,像是地宫改成的仓库,附近有石材,窗台上有疑似城砖,没有沟槽。”此废弃建筑正处在早年香山测绘图标注的“辽永安陵”的位置上,若能确定其真伪,使残缺多年的“双清小八景”得以重新圆满,当是令人欣慰之事。